近日,國家醫保局的一紙《公告》與重慶石柱縣紀委監委的一則通報,將醫療領域一個長期存在的“潛規則”——執業資格證“掛證”現象,再次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。當社會辦醫如雨后春筍般涌現,當基層診所成為醫療服務網絡不可或缺的節點,這場針對“影子藥師”、“影子醫師”的全國性核查風暴,無疑為整個行業,尤其是數量龐大的診所,敲響了一記警鐘。
1. “躺賺”的誘惑與嚴酷的現實:診所成“掛證”重災區
“只需出借證書,無需坐班,每年坐收數千至上萬元‘掛證費’。”這樣的廣告,對于許多持有執業醫師或執業藥師證書的醫務人員而言,或許并不陌生。在過去,這被部分人視為一種零成本、純收益的“創收副業”。然而,這看似輕松的“躺賺”背后,隱藏著巨大的法律風險與醫療安全隱患。
診所,作為醫療服務體系的“神經末梢”,因其規模相對較小、監管視線相對分散,往往成為“掛證”行為的重災區。對于診所經營者而言,聘請一名全職、合規的執業醫師或執業藥師,意味著需要承擔高昂的人力成本與長期的管理投入。而通過“掛證”方式,僅需支付遠低于正常薪資的“掛證費”,便能快速滿足《醫療機構管理條例》等法規對機構資質的硬性要求,以最低的成本拿到“入場券”。這種“供需關系”的扭曲結合,使得“掛證”在診所領域滋生蔓延。
重慶石柱縣公職人員冉某的案例,正是這一亂象的縮影。在長達五年的時間里,其執業藥師資格證“掛靠”在藥店,本人并未提供任何實際服務,卻輕松獲利4萬元。這不僅是個人的違紀行為,更暴露出監管體系存在的巨大漏洞。試想,一個沒有合格藥師在崗的診所,如何確保處方的合理性?如何提供專業的用藥咨詢?這直接關乎患者的用藥安全與生命健康。
2.法律的紅線與監管的進化:從“難查”到“善查”
必須明確,“掛證”行為是明確的違法之舉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法》第五十四條明確規定,出租、出借醫師執業證書的,將由衛生健康主管部門沒收違法所得,并處違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,情節嚴重的,直接吊銷醫師執業證書。法律的紅線清晰可見,但為何長期以來“掛證”屢禁不止?
核心難點在于“核查”。過去,監管部門主要依靠現場抽查、群眾舉報等傳統手段。面對“人證分離”的狡猾行為,往往陷入“核查難度大、信息不互通”的困境。一個醫師的證書注冊在A診所,但其社保關系、實際工作地可能在B市甚至C省,跨部門、跨地區的信息壁壘使得“影子醫師”難以現形。
然而,2025年的這場核查風暴,標志著監管模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。國家醫保局引入了大數據篩查這一“利器”,對全國定點零售藥店的醫保結算數據進行了深度分析。結果觸目驚心:在24個省份中,篩查出9563名藥師存在多店“兼職”的可疑情況,其中不乏跨城、跨省的“超人”藥師。這顯然違背了物理規律,精準地指向了“掛證”事實。
這一技術的應用,實現了從“大海撈針”到“精準制導”的轉變。石柱縣的實踐則進一步展示了協同監管的威力。當地沒有就事論事,而是由紀委監委牽頭,推動衛健、醫保、市場監管等部門打破信息孤島,通過比對社保繳納、藥店備案、證書注冊等多維度數據,構建起一張無形的監督巨網,最終立案查處藥店35家,處罰執業藥師37人。這證明,唯有數據共享、部門聯動,才能讓“掛證”者無處遁形。
3.亂象的土壤:需求、誤解與現實的窘迫
治理“掛證”,不能僅停留在表面的查處,更需深挖其賴以生存的土壤。這一亂象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。
首先,是診所端“降本逐利”的原始驅動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,控制成本是診所生存的關鍵。當合規成本(高薪聘請全職醫師/藥師)遠高于違規成本(低廉的掛證費及被查處的風險)時,部分經營者便心存僥幸,選擇了后者。
其次,是醫務人員端“以證換錢”的逐利心理與經濟壓力。“一個巴掌拍不響”。部分醫務人員在經濟壓力下,將國家授予的專業資格視為私有財產進行“變現”。更值得深思的是,一些醫務人員對政策存在誤解,將非法的“掛證”與合法的“多點執業”混為一談。國家鼓勵醫師多點執業,前提是備案且真實履職,旨在促進優質醫療資源下沉。而“掛證”則是徹頭徹尾的“只掛名、不出勤”,是對醫療資源的空轉和醫療安全的漠視。
最后,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是,部分醫務人員,特別是基層醫務人員的“陽光收入”并未達到其預期。在一些地區,甚至出現了醫務人員績效被長期拖欠、夜班費停發的極端情況。當鉆研業務的成就感被“分享兼職心得”的無奈所取代,當辛勤的勞動無法換來體面的生活,所謂的“躺賺”誘惑力便會倍增。這并非為“掛證”開脫,而是指出一個殘酷的現實:如果合規執業的回報不足以支撐有尊嚴的生活,那么違規行為的吸引力就會相對上升。
4.治標與治本:堵疏結合,引導診所行業良性循環
當前,監管部門重拳出擊,通過大數據監管常態化、部門協同常態化、案件查處常態化,正在有效地“治標”。這些措施極大地提高了“掛證”的風險與成本,形成了強大的震懾力。
但若要根除這一頑疾,實現“治本”,就必須雙管齊下,堵疏結合。
一方面,要堅定不移地“堵后門”,持續強化監管與懲戒。診所行業應主動適應監管新常態,徹底摒棄僥幸心理。行業協會應加強自律,建立誠信檔案,對違規機構和人員進行行業通報和限制,營造“不敢掛、不能掛”的行業氛圍。同時,衛健部門需加強對診所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,使其深刻認識到“掛證”不僅違法,更是對患者信任的背叛,是對醫師誓言的褻瀆。
另一方面,也是更關鍵的一步,是要千方百計地“開前門”,切實提升醫務人員的“陽光收入”。這既是治理“掛證”亂象的治本之策,也是推動整個醫療行業健康發展的核心所在。近期,《健康報》提出的“公立醫院醫生收入應達教師1.5倍、公務員2倍”的設想,引發了社會廣泛共鳴。這一愿景同樣應惠及在診所執業的廣大醫務人員。
對于診所而言,這意味著需要探索更合理的薪酬體系與運營模式,讓醫生的勞動價值在收入中得到充分體現。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,則需在醫改深水區中繼續前行,如同“三明醫改”所探索的,理順醫療服務價格,完善財政投入與補償機制,讓醫務人員能夠靠技術、靠服務獲得體面、有尊嚴的回報。當一個醫生在診所全職工作就能獲得滿意的收入時,他自然不會也無須再去冒險“掛證”牟取那點微薄的“外快”。
診所,是守護百姓健康的第一道防線之一。這道防線是否牢固,取決于站在線上的每一個“人”。打擊“掛證”亂象,不僅是為了維護醫保基金安全、規范醫療市場秩序,更是為了重建醫患之間最基本的信任——信任為你診療的醫生,是真實在場、專業負責的。
全國范圍的核查行動正如一場及時雨,清洗著行業的積弊。而長遠之計,在于通過系統的改革,讓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被充分尊重,讓陽光收入成為他們安心執業、拒絕誘惑的最大底氣。唯有如此,才能從根本上鏟除“掛證”滋生的土壤,讓每一家診所都成為患者可以放心托付健康的港灣,最終實現醫療服務體系的良性循環與高質量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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